分類：投稿 作者：佚名 來源：網絡整理 發布時間：2023-03-21
本文刊登在《中國編輯》雜志2020年第5期
“谷登堡星漢璀璨”的“印刷文明”時代的先行者不是我們熟知的“書籍”，而是一種今天幾乎被人遺忘的媒介——“印刷小冊子”。在1500—1800年間的“歐洲近代早期”，這種“印刷小冊子”不僅“滿天飛”且為“眾人所愛”，產生顯著的“賦權”效應：向各個宗教改革教派賦權，向新興的資產階級賦權，向初具識讀能力的普通民眾賦權。同時，它對于整個歐洲社會進階式的發展起著不可替代的“賦能”效應：政治方面奠定了一種以“出版自由”為基礎支撐的政治參與傳統，經濟方面開啟了一種以“廉價取向”為基本策略的媒介經濟模式，文化方面昭示了一種以“媒介融合”為重要理念的文化繁榮通路。
按照麥克盧漢的界定，谷登堡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具有劃時代的意義——為人類建構了一個“谷登堡星漢璀璨”的“印刷文明”時代。但同屬媒介環境學派代表性學者的伊麗莎白·愛森斯坦卻發現了一個十分有趣且極其值得細思的歷史細節：“在印刷術發明后的第一百年里產生的書籍文化和過去的手抄書文化并沒有多大的差別。你越細察這個時期的初期機印本，印刷術帶來的變化就越是不可能給你留下很深的印象?！保?］也就是說冊子印刷，所謂“谷登堡星漢璀璨”并沒有立竿見影地“顯性”表現出來。
那么，昭示印刷文明到來的“顯性”標志是什么？是大規模的“小冊子”出版。
“滿天飛”的印刷小冊子：歐洲近代早期的“眾人所愛”
正如彼得·伯克在考察1500—1800年間“歐洲近代早期”的大眾文化時特意強調的那樣：“小書販們帶來的不是現代意義上的真正的書籍，而是‘小書’，即一種小冊子，往往只有32頁、24頁甚至只有8頁那么厚。早在16世紀初，西班牙和意大利已經開始印制這種小冊子，到了18世紀，在歐洲大部分地區都能看到這種小冊子?！保?］在西方文化語境中，“書籍”與“小冊子”絕不可等同視之。
“書籍”的含義更具嚴肅、正式的意蘊，一般專指有正規封面、扉頁、目錄、封底、明確署名，且頁碼足夠多、內容足夠豐富、裝訂十分工整的出版物。與中世紀古老的羊皮紙書和普通紙書相比，“印刷書”改變的只是生產技術，由手寫進化為印刷，但沒有改變嚴肅、正式的形式要求，必須講究紙張質量、油墨等級、封面材質、字體和插圖的精心設計等。劉易斯·芒福德就指出，即使是在谷登堡活字印刷術發明后，“印刷書”也主要被視作“藝術作品”而精心對待：“書籍到底多么珍貴和獨一無二，人們在很大程度上把書籍視為藝術作品，我們可以從前人那里代代相傳下來的規定中了解到：在空白的地方不能胡亂地涂寫！在書上不許留下臟兮兮的手指印！書頁上不能有折角！”“一直到19世紀，他們都會請圖書裝飾者在印刷好的書頁上再進行潤色：某些艷麗的顏色、封面上的華麗的人物造型和花草與幾何圖形等并用的錯綜圖飾、段落開頭特殊書寫的首字母……”［3］
相比而言，“小冊子”不僅頁碼少，而且紙張質量、油墨等級、封面材質、美術設計等，也一概不大講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64年給“小冊子”下定義時，就將其限定為“篇幅較小、簡單裝訂成冊的非定期出版物”，頁碼“除封面以外至少5頁、至多48頁”，超過48頁的屬于“圖書”［4］。當然，在實際應用中，很多小冊子的頁碼數量并不嚴格局限在32頁或48頁范圍之內，而是達到近百頁甚至上百頁?？傊?，如彼得·伯克所言，“小冊子”不是“真正意義的書籍”。
作為一種文字媒介形式，“小冊子”在谷登堡活字印刷術發明以前就已存在，只不過與“手寫書籍”一樣，同屬“舊媒介”范疇。從歷史語義學或詞源學的視域看，“小冊子”對應的英文單詞為“pamphlet”，其原始詞源是拉丁文的“pamphilus”，由“pam”和“phil”兩部分詞根組成?！皃am”意為“眾人、人人”，“phil”意為“愛、喜愛”，合起來即為“眾人所愛”或“人人喜愛”。12世紀，一首由無名氏創作的題為“Pamphilus seu De Amore”（為人人所愛）的拉丁文情詩，篇幅僅有三五頁長度，借由未裝訂活頁的形式在整個歐洲流傳一時，深受各國民眾歡迎，中古英語拼讀為“pamflet”，后來詞形演化為“pamphlet”。在該情詩的影響下，大約到14世紀末，一切類似的未裝訂或簡易裝訂的紙本冊頁都已習慣性地統稱為“pamphlet”，其內容也不再拘泥于談情說愛的情詩，而是擴展向政治見解、奇聞軼事等廣泛題材［5］。谷登堡活字印刷術發明后，“小冊子”和“書籍”一起，都由“手寫”生產向“印刷”生產逐漸轉型，從而形成兩種“新媒介”——“印刷書籍”和“印刷小冊子”。
顯而易見，與仍然被當作“藝術作品”的“印刷書籍”相比，“印刷小冊子”更容易推廣普及。歷史的真實情況也正是這樣，一邊是“第一百年”里“印刷書籍文化”遲遲未能給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另一邊卻是遠不到一百年，“印刷小冊子”就恰如其“眾人所愛”之名，很快“蓬勃發展”起來：“印刷業以及廉價的宣傳小冊子早就存在，兩者都是隨著宗教改革有了意想不到的蓬勃發展。”［6］1517年，馬丁·路德張貼著名的《九十五條論綱》，正式拉開宗教改革的序幕。在出版商朋友的幫助下，路德的《論綱》被印刷成小冊子進行售賣，“短短14天內，論綱就傳遍了德意志；四個星期后，幾乎整個基督教世界都對它們耳熟能詳”［7］。此時，距離1455年谷登堡用他的活字印刷術生產出第一本印本《圣經》，才僅僅過去62年。
而且，小冊子的“蓬勃發展”并不僅僅局限在德國，除了前文彼得·伯克所說的西班牙和意大利，法國、英國等國家也被卷入其中。按照18世紀法國著名政治家、歷史學家基佐的形容，資產階級革命期間的英國亦是“小冊子滿天飛”：“英格蘭在1636年間，小冊子滿天飛冊子印刷，它們反對寵信天主教徒，反對宮廷的一片混亂，特別是反對勞德與主教們的獨裁苛政。星法院嚴懲這樣小冊子的出版已經不止一次，可是現在小冊子比從前任何時代都多，都是十分激烈，傳播得十分廣泛，人們都急于先睹為快。無論哪個市鎮都看到這種小冊子，最僻遠的鄉村也有，大膽的走私人從荷蘭運來成千上萬的小冊子，大發其財；在教堂里也評論這些小冊子。”［8］英國當代學者喬德·雷蒙德甚至認為，應該將“小冊子”作為定義英國17世紀中葉的重要參照坐標：“英國17世紀中葉的革命年代，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被定義為小冊子或在公開辯論中廣泛使用小冊子的時代。”［9］
小冊子賦權：歐洲近代早期的權力結構重建
按照媒介環境學派的基本觀點，媒介構成了人類社會和文化的制度性、結構性環境。在這個環境中，人們不僅以“媒介化”的方式生存，同時也以“媒介化”的方式得以“賦權”（empowerment）。任何一種新媒介的產生，都意味著“賦權與重新賦權”［10］。對于近代早期的歐洲而言，“印刷小冊子”這種為“眾人所愛”的新媒介，有著顯著的“賦權”效應，集中表現為：向各個宗教改革教派賦權，向新興的資產階級賦權，向初具識讀能力的普通民眾賦權。
開始于16世紀初的宗教改革運動是歐洲近代早期社會一次意義深遠的權力結構調整。它一方面促成了羅馬天主教所主導的政教體系的瓦解，另一方面奠定了“新教”基礎——路德教派、加爾文教派、圣公會三大“新教”教派相繼涌現，最終使得整個基督教的權力架構呈現出由“舊教”（天主教）向“新教”的“賦權”轉向。在此期間，除了口頭方式的公開辯論，宗教改革家們最主要的媒介工具就是印刷小冊子。中世紀，羊皮紙書和手抄書的生產權和享用權基本被羅馬教廷壟斷，谷登堡印刷術發明后不久，印刷書籍如前文所言依舊以“藝術作品”的形式被教會、上層貴族等精英階層把控，教權至高無上的地位很難撼動。印刷小冊子的普及，為馬丁·路德、烏爾里?！ご臏乩?、約翰·加爾文、門諾·西門斯等宗教改革家提供了廣闊的發言渠道。據統計，1523年一年間，德國所出版的全部大約498種印刷小冊子中，馬丁·路德的就占據180種［11］。而“在1530年以后，古典作品的出版幾已停頓；書籍的出版已經很少；它們被大量出版的爭論性質的小冊子取代”［12］。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如果沒有印刷小冊子的充分“賦權”，宗教改革很可能就不會取得成功，或者至少效果大打折扣。
歐洲近代早期社會另外一個極其顯著的“賦權”轉向就是從“封建王權”向“天賦人權”的權利觀念調整。伴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由萌芽變得逐漸茁壯，新興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通過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兩次思想文化革命，最終使“君權神授”的王權專政觀念體系遭到消解，“三權分立”“生而自由”“民主”“平等”等資本主義權利觀念體系得以確立。在此過程中，正是由于印刷小冊子的普及，晚期文藝復興攀上“小冊子大戰”的高峰：“人文主義的后期發展階段見證了許多醫師、史學家和法學家的貢獻，他們與學者型印刷商合作，成為人文學科的倡導者。每一個研究生院都增設了新的系科，并激起了生龍活虎的小冊子大戰?！?［13］而在啟蒙運動期間，雖然也有狄德羅編撰的《百科全書》這種大部頭印刷書籍的流行，但數量更多的還是形式靈活、售價低廉的各種印刷小冊子。伏爾泰作為啟蒙運動當仁不讓的重要領袖之一，就把小冊子作為他最主要的斗爭工具：“20卷沉甸甸的鴻篇巨制永遠不會促發革命，促發革命的是定價30個蘇的薄薄的小冊子?！保?4］顯然，在新興資產階級的各種權利觀念得以確立的背后，印刷小冊子起著舉足輕重的“賦權”作用。
上述兩種情況之外，印刷小冊子作為當時“眾人所愛”的“新媒介”，也在潛移默化地對具備基本識讀能力的普通民眾予以“賦權”——更充分的印刷媒介近用權。谷登堡活字印刷術發明后不久的歐洲，一則作為“藝術作品”的真正“書籍”價格昂貴、深奧難懂，二則各國普通識字率不高——“在印刷術發展的歐洲諸國里，早年的總人口絕對不到1億，其中識字者僅占少數”［15］。所以，如彼得·伯克所發現，對于“識字不多”或“閱讀起來比較緩慢和吃力”的普通民眾而言，即使有強烈的閱讀欲望，也要面對能否買得起和“能否讀懂”的問題，而印刷小冊子不僅價格便宜，而且“它們的語言通常都是非常淺顯的，詞匯量比較少，句法結構也很簡單”［16］。顯然，對于歐洲近代早期經濟條件不夠良好、但又有一定識讀能力而渴望接近使用文字媒介的普通民眾而言，印刷小冊子為他們提供了充足的“賦權”。
“賦權”作為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逐漸流行起來的“多層次、寬泛的概念體系”，著重強調的就是主要向社會中的“弱勢群體、邊緣群體或能力喪失者”賦權［17］。歐洲近代早期的印刷小冊子向各個宗教改革教派賦權，向新興的資產階級賦權，向初具識讀能力的普通民眾賦權，典型地詮釋了“賦權”概念的旨歸。
小冊子賦能：歐洲近代早期的社會發展進階
英文“empowerment”除了可以理解為“授權”“賦權”之外，亦有“增能”“賦能”之意。作為歐洲近代早期為“眾人所愛”的“新媒介”，印刷小冊子對于整個歐洲社會的進階式發展，亦起著不可替代的“賦能”效應，具體表現為：政治方面，奠定了一種以“出版自由”為基礎支撐的政治參與傳統；經濟方面，開啟了一種以“廉價取向”為基本策略的媒介經濟模式；文化方面，預示了一種以“媒介融合”為重要理念的文化繁榮通路。
首先看印刷小冊子的政治賦能。就西方近代早期的歷史而言，從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等思想解放運動，到尼德蘭革命、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法國大革命等政治革命浪潮，新興資產階級之所以能夠逐步開始建立符合其階級利益和價值觀取向的意識形態體系與政治制度體系，雖然有時不乏依助“鐵與血”式武裝斗爭的賦能，但貫穿始終的常規賦能，還是當屬以印刷小冊子為主力的“新媒介”賦能。一方面，印刷小冊子作為“眾人所愛”的“新媒介”，為新興資產階級開展宣傳、組織群眾、發動斗爭提供了“輿論武器”；另一方面，印刷小冊子作為“環境性”誘因，直接刺激了“出版自由”觀念的萌生，從而使資產階級的各種政治表達和政治參與具備了堅實的“思想正義”。作為“出版自由”概念的提出者，如前文所論，約翰·彌爾頓身處一個“廣泛使用小冊子的時代”，不僅自身就是狂熱的“小冊子寫手”（pamphleteer）［18］，而且也清醒知道小冊子的價值，他所謂的“出版自由”，很大程度上就是指“印刷小冊子”的出版自由：“彌爾頓思考的出版自由（freedom of press）之press，最初指的是通過印刷方式成形的小冊子與書籍?！保?9］
其次看印刷小冊子的經濟賦能。就概念史的角度而言，“媒介經濟”屬于現代“媒介經濟學”或“傳媒經濟學”的產物［20］；作為社會經濟構成中的“特殊”一環，卻屬于“古已有之”的客觀實存。之所以稱其“古已有之”，是因為制書、售書、租書、傭書等媒介經濟行為在古代東西方文明中十分普遍；之所以稱其“特殊”，則在于其他經濟構成只是主要關乎物質財富的分配，而“媒介經濟”不僅關乎物質財富的分配，更關乎知識財富的分配。帕爾默喬·科爾頓和勞埃德·克萊默指出，在近代早期及以前，歐洲的“精英文化在一些家庭和社會圈內部以口頭的方式流行，但大部分是靠書籍傳播的。而大眾文化雖然也表現在廉價歷書、小冊子、木刻畫和木版畫上，但口述占著主導地位”［21］。究其緣由，很大程度上在于包括“印刷書”在內的各種真正“書籍”只有少數特權階層和富人階層才能消費得起；而印刷小冊子則因為極低的生產成本和低廉的銷售價格，使得并不十分富裕的普通民眾也有了充足的消費能力。換句話說，作為“藝術作品”的“書籍”規定的是一種“權貴媒介經濟”，而作為“眾人所愛”的“小冊子”規定的則是一種“平民媒介經濟”。相對于工業革命后真正意義的“廉價報紙”才真正崛起而言，“印刷小冊子”顯然更能稱得上是這一媒介經濟模式的奠基者、開拓者。
最后看印刷小冊子的文化賦能。總體上而言，學界目前基本上是把“媒介融合”視作“新事物”和“新詞”來界定和分析的［22］。但如果參照媒介進化的“補償性理論”，人類其實一直在不斷嘗試進行“媒介融合”——在舊媒介的基礎上，彌補其短處，借鑒其長處，從而“融會貫通”地再創造一種新媒介。在近代早期的歐洲，印刷小冊子之所以成為“眾人所愛”，不僅僅因為它價格低廉，更因為它“博采眾長”：第一，可以通過訴諸文字的形式，將口頭文化轉化為文字文化，使其精準記錄、長久保存；第二，可以通過訴諸印刷的形式，將手寫文化升級為印刷文化，使其生產更快、傳播更廣；第三，可以通過簡寫本或縮寫本的形式，使大部頭書籍的思想性內容在大眾中傳播；第四，可以通過合集或輯錄的方式，將傳單、報紙的零碎性內容集中化傳播。也就是說，作為一種生成十分簡單、頁碼非常靈活的媒介形式，印刷小冊子能夠將大部頭書籍、散發傳單、定期報紙等多種媒介的優點“融合貫通”于自身。彼得·伯克認為，歐洲近代早期在“高雅文化”和“口述文化”之間還存在著一種“兼收并蓄”的文化形式——“小歌謠集的文化”。其主要媒介載體就是印刷小冊子，既可以以“簡化的形式展現阿里奧斯托的詩歌”，或“以刪簡本的形式提供洛普·德·維加和卡爾德隆的戲劇”，也可以以“每本只有24頁”的“簡縮本”的形式傳播《魯濱孫漂流記》等大部頭小說［23］。印刷小冊子及其所導致的文化繁榮，可以稱得上是“媒介融合”的一次預演。
從政治賦能，到經濟賦能，再到文化賦能，相對于“印刷書籍”而言，“印刷小冊子”再次體現出它更加適應時代要求、更具環境性建構作用的超強優勢。
結語
綜上所述，不僅在谷登堡“印刷術發明后的第一百年里”，甚至在“第三百多年”里，亦即1455—1800年的幾個世紀里，哪種媒介形式通過廣泛的“賦權”“賦能”，從而“顯性”昭示了“星漢璀璨”的“印刷文明”的真正到來，也就一目了然——不是仍然以“藝術作品”的身份主要被精英階層享用的“印刷書籍”，而是作為“眾人所愛”的“滿天飛”的“印刷小冊子”。羅杰斯的“創新擴散”理論認為：“許多創新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才會被廣泛接受，這個過程往往持續多年。” ［24］“印刷書籍”和“印刷小冊子”之間差距明顯的社會效果說明，媒介作為人的延伸，是否足夠“創新”首先由技術決定，但是否可以快速“擴散”卻還要綜合考慮多種因素，媒介的具體形式就是其中之一。
谷登堡活字印刷術的發明當然屬于劃時代意義的技術革命，但形式上的種種束縛，至少在“第一百年里”大大消解了這種技術革命對于人類社會向“印刷文明”快速邁進的助推作用。麥克盧漢發現了谷登堡活字印刷術的技術“創新”，但沒有發現這種技術“創新”在最初階段并沒有快速“擴散”。愛森斯坦發現了印刷文化在最初階段的緩慢“擴散”，但沒有發現形式層面的種種束縛是造成這種緩慢“擴散”的重要原因。媒介不僅僅是信息得以傳播的渠道，本質上更是“不同主體之間關系的建構者”［25］。印刷書在技術維度上是“新媒介”，但是在形式維度上是“舊媒介”，其所主要建構的是一種少數精英階層得以“賦權”和“賦能”的社會關系。印刷小冊子不僅在技術維度上是“新媒介”，在形式維度上也是“融媒介”，其所主要建構的則是一種普通民眾也能得以“賦權”和“賦能”的社會關系。所謂“失之毫厘，謬以千里”，“印刷書籍”和“印刷小冊子”二者之間在技術維度上并沒有本質差別，只是在形式維度上存在“毫厘”之差。但恰恰因為這一點，使得一個在“第一百年里”并不能使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另一個卻作為“眾人所愛”成為“印刷文明”顯性到來的真正象征。
注釋：略。
作者：王圓方，喀什大學人文學院講師；張唐彪，喀什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華中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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