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投稿 作者：佚名 來源：網絡整理 發布時間：2023-04-09
在國內，控制塑料袋數量的戰爭至少從2008年就打響了。“限塑令”——試圖以經濟手段調控的行政手段在最開始取得了不錯成效，但隨著日益復雜的市場需求，藥效早已褪去。
迄今為止，該法令并沒有讓這片土地免于更多污染。今天，用于快遞物流的塑料包裝制品遠超以往任何時期。原因在于主戰場發生了轉移。10年前，全國塑料袋使用總量只有30億。到了2016年，僅快遞業產生的塑料數量就達到147億。
（各式快遞包裝）
并不是國內的消費者們不夠愛護環境。限塑令出臺當年，來自全國的4000余名受訪者（共5200人）對此政策表示歡迎。即便最嚴厲的批評家，也很難對這個數字不滿。
就像一位環保材料領域的專家所講，你不能要求普通人在使用塑料袋時還要先檢查是否環保，因為這件事從一開始就與道德無關。“中國人的素質并不比外國人差。”該觀點出自這位專家。
剛從澳洲訪學歸來的他，提出一種“自然平衡”的說法。即塑料一經產生，便生成污染。考慮到人類發展的不可逆，這種污染也就無從避免。問題在于，能否通過完善的防治舉措恢復自然界平衡的臨界點。目前國外施行的經驗表明施行方法可取。
該專家的同僚，來自湖南工業大學包裝與材料工程學院的副院長鐘云飛，也同意這種說法。在環保這套系統工程中，他更傾向于政府出臺強制標準。
采訪當天，他還安排學校的法學教授，以政策法規角度做課題研究。“系統工程需要全盤調控。經濟是杠桿，但只考慮收費的話，作用不會很大，也不會持久。”
但令人擔心的是，以我國正規廢舊塑料回收加工企業的起步工藝水平（實際回收率40%），以及監測制度真空，實現上述目標并不輕松。為此可能承擔的經濟付出更是一個超級數字（焚燒處理成本高昂）。
日前菜鳥綠色聯盟公益基金的活動上，來自環保局的相關人士同樣證明了上述報告。該人士稱，現階段在我國每年大約有400萬噸無法處理的剩余垃圾留在了自然環境中，對海洋河流造成破壞。
（信天翁胃里遍布垃圾）
2016年11月，一只腐爛的信天翁尸體照片出現在德國《明鏡》周刊網站。這種依賴嗅覺捕食的鳥類生物因為誤食過多塑料垃圾被活活餓死（也可能是中毒而亡）。科學家還指出，吞食塑料制品對鯨魚這類大家伙們同樣致命。
另一份報告顯示，按照目前白色污染的蔓延速度，到2050年，地球上將有130億噸塑料垃圾。一位業內人士告訴記者，塑料袋自然降解耗時最長可達500年，如果任其發展，總有一天塑料袋的存在時間要超過人類。
（兩小孩泡在漂浮著垃圾的印度新德里亞穆納河里）
不幸的是，目前國內快遞物流業用于包裝的塑料制品，降解時間至少也要100年。今年2月新修訂發布的《快遞封裝用品》國標，對于此類包裝用品提出更為嚴格的環保要求，但此條例尚不具備強制約束力，因此反響平平。
事實上紙制印刷包裝，國內在可降解、能循環利用的包裝材料的開發技術上不落后于發達國家。但遲遲不能普及的原因不外乎兩點，一個是上述專家提到的“道德約束無效”，另一個便是經濟效益問題。
盡管有快遞企業聲稱使用環保材料（可回收）的成本要明顯低于一次性材料（0.6元和1元的區別）。但大量采購環保材料將給企業帶來不少額外成本負擔。“完全降解的塑料袋要比不可降解的塑料袋貴上2~3倍。”這是廣東天元實業集團的銷售總監白娟女士的答案。
最近幾年，廣東天元研發出一種1年內可完全降解快遞塑料包裝產品，它更柔軟，但韌度沒問題。不過這項產品的銷量實在乏善可陳，僅被順豐、京東、菜鳥等企業少量采購，用于經驗摸索。
（無膠帶紙箱 攝/劉宇豪）
快遞公司的采購負責人還不敢確認環保材料的實用性，努比亞手機運輸部的李金泉曾供職于順豐，他告訴記者，環保材料導致的破損率會上升。如今順豐也是努比亞的運輸合作伙伴，李金泉顯然更信任那些摸起來結實的袋子。
“網絡型快遞公司紙制印刷包裝，新型包材折騰不起。也許京東這種短途運輸的倉配物流可以嘗試。”李金泉繼續說，“換包材意味著重新和供應商簽合同、重新訂做、處理囤積包材，這都是成本。”他還透露，順豐曾因環保問題被相關部門約談。
（順豐包裝箱中的產品，體積相差懸殊 攝/崔蕓）
不過總體講，快遞公司對這些環保材料沒什么成見。它們很樂意在不影響生意的前提下承擔社會責任。廣東天元熱銷的一款用熱敏材料做的電子面單，是目前市場中為數不多的、大規模使用的環保材料。盡管還有污染，但危害已降至最低。而它大賣的秘訣在于，提升了快遞公司的生產打印效率，從而降低成本。
事實上，物料成本帶給快遞公司不小負擔。位于北京市區的某德邦營業部，這里的經理和手下員工過著物資緊缺的日子。每個月總部給他們下撥的物料預算只有1000元左右，且不允許二次申購。而過年期間，該營業部的實際物料耗費高達5000元。這直接導致營業部經理不得不多次向兄弟部門借物料。
節儉已經成了這里的手藝，一名手巧的員工把一類標準型號的紙箱裁剪，再用膠帶重新縫合，于是兩個箱子誕生了。但這非常考驗膠帶數量，有一次該營業部的經理發現膠帶用光，于是自掏腰包去買。事后才知道總部不給報銷。
（德邦快遞員用膠帶和紙箱自制的雜物箱 攝/劉宇豪）
記者就上述情況詢問德邦公共事務部負責人時，得到的回復是，與物料成本無關。但當記者把從去年就開始上漲的紙價告訴該負責人后，對方不再正面回復此事。
即便如此節儉，物料包裝造成的浪費還是驚人的。在離營業部不遠的德邦倉庫里，一名新人盯著老手對編織袋子五花大綁。他扭過頭對記者笑，“我敢說那些膠帶也要算重量。”
最令人可惜的還不是這些扭曲的膠帶、塑料袋，而是包裝紙箱。這些結構穩定的紙箱在使用一次之后基本很難發揮余熱。可回收利用？“顧不上了。”上述營業部經理表示。
可能也不需要。對快遞公司來說，只要把這些箱子賣給消費者，就意味著一筆額外收入。而回收箱子，則被一些人視為費力不討好，或者面子工程。
最近，順豐內部發起了一項名叫“紙箱回收愛之旅”的公益活動，消費者只要憑借一定數量的順豐包裝箱就可換取部分抵價券。
記者在望京的順豐倉庫里見到了這項活動的易拉寶，它和紙箱板擺在一起，很難引起注意。當記者就“消費者抱著箱子來倉庫兌換抵價券”的可行性提出疑問時，這的員工笑著回答“你懂得”。
（順豐某倉庫現場 攝/劉宇豪）
這些受經濟效益驅使的快遞公司，還無意間釋放了潘多拉魔盒中的禍殃。包括白娟在內的許多業內人士都對這件事憂心忡忡，那就是大量未經分級的塑料、紙制垃圾，在正規回收渠道之外，流入黑市。
大量來路不明的廢品被黑作坊撿回，用機器打成顆粒，重新制成塑料產品并流入市場。其中最不愿讓人相信的要屬從醫院中回收的垃圾。
2年前，網絡上曾流傳一段記者暗訪廢品站的視頻，其中部分用料就來自醫療廢物（視頻如今已消失）。今年年初，人民網記者在華東地區的某快遞袋生產廠房中再次證實了這一可怕事實——布滿病毒及細菌的醫療廢品成了誕生快遞塑料袋的溫床。這些“再生”的塑料袋顏色呈乳白，且伴有強烈氣味。
對于白娟這樣的正規從業者而言，失望是顯而易見的。因為這些售價低廉的一級（多級）回料產品不僅威脅巨大，還廣為傳播。“價格至少比我們低30%。”白娟嘆息。“某些快遞公司的利潤非常低，那這種便宜產品對它們就非常有吸引力。據我所知，江浙一帶有好多黑心作坊，對公司產品銷量的擠壓很明顯。”
與此同時，弄清這些污染品的去處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在目前接觸的多位從業者看來，部分電商賣家難逃嫌疑。其次就是缺乏監管的“通達系”快遞加盟商。
（部分未消毒的有毒塑料通過廢品站流回市場）
去年末，記者在河北省某地級市的“通達系”加盟站點，見到過成批從廢品站回購的紙箱和塑料袋。而這只是無數加盟網點的其中之一。
來自北京的申通加盟商負責人告訴記者，總部會按照面單數量批給網點耗材數量。網點同時也可以選擇自行采購。“至于衛不衛生就不好說了。”
“如果各級部門形成有效監管，這種事就不會發生。”鐘云飛認為政府在政策落實和監管層面做得遠遠不夠。
他同時是菜鳥綠色聯盟公益基金聘請的環保專家。后者是涵蓋多家大型快遞公司、政府部門、互聯網巨頭的環保聯盟戰線，但這樣的力量在目前困難復雜的情況下依然渺小。菜鳥CMO牛智敬就直言，我們只是出來號召，僅靠我們就改變什么并不現實。
2014年，圓通奪命快遞事件引起公眾關注，也迫使相關部門嚴格執行快遞驗收制度。但這付出了1死7傷的代價。今天，這片土地能否用更小犧牲換來更具安全保障的制度？我們決不能失去更多。
白娟說：“我們必須搞清楚這些東西是從哪來的，不然沒有人安全。”
（記者 劉宇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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