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投稿 作者：佚名 來源：網(wǎng)絡整理 發(fā)布時間：2023-04-19
有正書局，由民國著名出版家、古書畫收藏家狄平子于1904年在上海創(chuàng)辦。他重金從日本請來技師，致力于用珂羅版技術印制中國古畫。從1911年以來，歷時二十多年，累計出版《中國名畫》四十集，刊印歷代名畫八百余件。在中國古代美術出版史上扮演了及其重要的角色。
如今這套舉足輕重的美術資料，原書歷經(jīng)百年，保存全套四十冊者寥寥無幾。為此，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將其原書影印編輯，分為上下二冊，以便更多書畫研究愛好者得以一覽中國古畫之美。
書名：中國名畫（1-40）（全兩冊）
編者：有正書局
出版機構(gòu)：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7.11
開本：8開 787mm*1092mm
精裝：727頁（二冊）
語種：中文
購買方式請見文末
有正書局與《中國名畫集》
葉康寧
印度詩哲泰戈爾訪華，成為1924年中國最為轟動的文化事件。在他四十八天的行程中，有一天（4月18日）和中國的美術出版息息相關。這一天泰戈爾在商務印書館歡迎會講演后，“已薄暮七時矣。當即乘車偕友人至四馬路有正書局參觀，將該局所印之中國美術品，詳加披覽。泰氏深為嘆賞，揀選最愜意者，購買多種。”泰戈爾光顧的這家有正書局以印刷出版珂羅版畫冊聞名遐邇。
從創(chuàng)設到歇業(yè)，有正書局的出版物不下千種。據(jù)書局創(chuàng)辦人狄平子說：“三十年來，影出碑帖書畫，不下千余種，大都一時巨跡。”但論名聲之大，影響之巨，還要首推《中國名畫集》。本文擬對有正書局和《中國名畫集》略作考論，希望讀者能夠嘗臠知味，一窺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美術出版。
1. 狄平子與有正書局
狄平子（1872—1941），江蘇溧陽人，名狄葆賢，字、號有楚卿、平等閣主、六根清凈人等，使用最多而且又最為人知的則是平子。他出生于書香官宦之家，幼承父祖余緒，工書善詩。光緒二十年（1894），他考中舉人，并參與“公車上書”，與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維新派過從甚密。他還參與過唐才常的自立軍起義，事敗后潛避日本。1904年回國，在上海創(chuàng)辦了著名的《時報》，并開設有正書局。中年以后，他在繼室汪觀定的影響下，一心向佛，與印光、弘一、寄禪等佛門中人相往還，并皈依常州天寧寺住持冶開清镕禪師，創(chuàng)辦《佛學叢報》，成為聞名遐邇的大居士。他行世的著述不多，有《平等閣筆記》六卷、《平等閣詩話》二卷，影響都很大。
狄平子還是晚清民國屈指可數(shù)的大收藏家，張蔥玉說他“以收藏聞名”。他的父親狄學耕，字曼農(nóng)，是晚清同光間的名士，做過縣令等小官，工書畫、富收藏，收藏過《五老圖》、《蕭尺木山水神品》等煌煌巨跡。到了他這一輩，家中所藏書畫更加宏富。繪畫名跡有周文矩的《琉璃堂人物圖》、王蒙的《青卞隱居圖》、陸天游的《丹臺春曉圖》、唐寅的《藕香圖》等，法書碑帖有鮮于樞行書《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卷》、《宋拓漢博陵太守孔彪碑》、《宋拓褚河南哀冊》、《半閑堂本樂毅論》、《秘閣棗本黃庭經(jīng)》等。狄平子的交游極廣，與他相過從的大收藏家有很多，如劉鶚、裴景福、葉恭綽、龐萊臣、褚德彝、吳湖帆、王一亭、張蔥玉等等。劉鶚、吳湖帆和張蔥玉的日記里面都多次提及狄平子和他的藏畫。可以說，狄家宏富的收藏和狄平子龐大的朋友圈為有正書局的運營提供了高質(zhì)量的出版素材。
很少有人論及有正書局的開設時間，筆者近日見到一本《有正書局十五周年紀念冊》，是該書局1919年印行的，由此可知有正書局創(chuàng)辦時間應該是1904年，與《時報》同時或者稍后。在狄平子辭世后，有正書局又維持了兩年，“據(jù)狄氏家族談，該書局于1943年停業(yè)。”
狄平子在有正書局投入了大量的心力。據(jù)包天笑回憶：“說起有正書局，楚青倒是以全力經(jīng)營的。他的發(fā)行所，就在望平街時報館的旁邊；印刷所卻又在他的海寧路的住宅旁邊。說起他的工作來，實在花于有正書局的精神、時間，還比《時報》多。”
有正書局不同于一般的小書局，它差不多是集團式運營的。據(jù)包天笑說：“本有一個有正書局的出版所，又有一個很好的印刷所，鉛印石印齊備，辦一個雜志，也較為方便。又有《時報》上，不花錢可以登廣告。”有正書局的印刷所位于當時上海威海衛(wèi)路同孚路口。影印書畫碑帖需要照相制版，狄平子“在靜安寺路東口（今稱南京西路）跑馬廳對面，設立了民影照相館（樓下為民報館）”，樓上沿馬路一間，是“招待賓客，研究影印書畫”的所在。
有正書局最為鼎盛的時期，上海之外，還有八個分店，分別設在北京廠西門、天津東馬
路、奉天鼓樓街、南京奇望街、蘇州都亭橋、南昌磨子巷、漢口鮑魚巷、杭州保佑坊。在有正書局的出版物上，這些分店被叫做“分發(fā)行所”、“分售處”或“分局”。不過好景不長，“到了三十年代，由于國民黨政府的腐敗以及帝國主義的侵略，國內(nèi)經(jīng)濟衰退，珂羅版印刷也同其他印刷工種一樣受到摧殘。當時，除了由楊信德主持、官商合辦的北京故宮博物院印刷廠，由于它的原稿系宮內(nèi)珍品，民間少見，因此銷路尚好以外，別的珂羅版印刷所大都處于萎縮停頓的狀態(tài)。上海的有正書局、中華印刷廠等的珂羅版印刷相繼停辦。”（劉雪堂語），所以，在1936年有正的出版物上，只能看到北京和天津兩個分局了。
最有名的是北京分局，魯迅就經(jīng)常光顧這個分局。梁漱溟有段時間也經(jīng)常去，他說：“我尋求佛典閱讀之，蓋始于民國初元，而萃力于民國三年前后。于其同時兼讀中西醫(yī)書。佛典及西醫(yī)書求之于琉璃廠西門的有正書局。此為上海有正書局分店。”關于這個分局，包天笑的紀錄比較詳細，他說：“有些桌椅雜物之類，我都向北京有正書局借用的。說起北京有正書局，我又有插話了，原來狄楚青當時開辦有正書局，不獨上海有，北京也有。他是以報館與書店并駕齊驅(qū)的，他是老北京，又是才人、名士，在北京的交游很廣。所以上海的老報館，如《申報》、《新聞報》，北京都沒有分館，《時報》一開辦就有分館了。北京的有正書局與《時報》分館，當然成為一家，就有多少便利，上海有正所印行的各種孤本書籍，都是從北京來的，即如戚蓼生的八十回《紅樓夢》，也是如此。我與北京有正書局的蔣先生很相熟，鐵門的房子，也是由他介紹指引得來的。”
2. 《中國名畫集》若干問題散考
目前所見，《中國名畫集》有兩種版本。其一是八開四十冊本，最早的第一集出版于1908年。這種版本雖然號稱珂羅版，實際上主要是以珂羅版和網(wǎng)目版兩種印刷方式印刷的，所以，成本不高，定價較低，單冊通常在一元五角左右。單冊本后來都多次再版，這種再版并不等同于重印，不同版次的圖片有時差別也比較大。如第一集中的《青卞隱居圖》，后印本就多出了狄平子行書題跋和陸恢隸書題簽。其二是八開二冊本，綢面精裝，1930年出版。“搜羅歷代名畫三百余幅，用珂羅版精印，內(nèi)有五彩木刻畫印多幀”，定價六十元。有正書局的營業(yè)書目上號稱“中國名畫全集”，其實并不全。這個“全集”出版時，四十冊本的《中國名畫集》剛剛出到第三十七冊。
在《中國名畫集》的版權頁上，經(jīng)常可以看到“審定者：美術研究會”的字樣。在有正書局的營業(yè)書目中，也一再強調(diào)《中國名畫集》“曾經(jīng)比利時日本畫會、中國美術研究會審定，推為本局印刷之特色。”“美術研究會”是一個什么機構(gòu)？其實，除了《中國名畫集》，基本看不到“美術研究會”的活動軌跡。它最早出現(xiàn)在民國報刊上的時間是1908年9月9日，是農(nóng)歷戊申年中秋節(jié)的前一天。這一天，申報同時刊出了《美術研究會廣告》和《中國名畫集第一集廣告》。《美術研究會廣告》說：“中國工藝不能振興之原因，在于美術思想之不發(fā)達。美術者，以畫為矯矢。中國歷代大畫家，本不讓歐西諸畫伯。惟惜真本甚少，傳世者希，即有一二真跡，而收藏家又秘不示人。以致畫家日少，此道幾廢，而工藝美術亦日趨而日劣。去秋，平等閣主人乃特往日本，延請制珂羅版及鋼銅版技師數(shù)人來滬。擬將海內(nèi)名畫悉數(shù)付印，可與墨跡無絲毫之異，以貢我美術家之研究。擬每月出《中國名畫集》一冊，惟以鑒別真?zhèn)我皇拢罘侨菀住Ｖ魅四税l(fā)起此會，凡遇書畫，必經(jīng)會友公同認可，然后付印。如此詳慎，出之偽本欺世，庶幾能免焉。美術研究會同人公啟。”可見，“美術研究會”是狄平子專為《中國名畫集》的出版而發(fā)起成立的。具體有哪些人參與美術研究會？限于資料，暫時無從做進一步的討論。
作為中國較早引入珂羅版印刷的出版機構(gòu)，有正書局的“日本技師”也時常被人論及。據(jù)賀圣鼐說：“上海有正書局聘日人龍?zhí)飦砣A舉辦珂羅版印刷，教授華人狄君。”包天笑亦云：“就是那個用珂羅版精印各種古今名畫，也是由他創(chuàng)始的。他雇用了日本兩個技師，訂了兩年合同，專管印刷古畫的事，又令他的廠中藝徒加以學習，所以不到日本技師兩年合同期滿，他們都已學會了。”據(jù)前揭《美術研究會廣告》，狄平子延請日本制珂羅版及鋼銅版技師數(shù)人到滬，是1907年的秋天。“數(shù)人”，據(jù)包天笑說是兩個，賀圣鼐還提到一個技師的名字，叫龍?zhí)铩Ｆ鋵崳€有一位名聲赫赫的技師，叫小林榮居。與有正書局的合同到期之后，小林榮居創(chuàng)立于上海美術工藝制版所，以照相制版技術享譽海內(nèi)外，大村西崖還請他印過書。有正書局培養(yǎng)出來的印刷技師，比較有名的有鹿文波，后來成為著名的三色版印刷專家。龍?zhí)铩⑿×謽s居和鹿文波，應該都參與了《中國名畫集》的印刷工作。
前面談《中國名畫集》的版本問題時，我已經(jīng)講過它們的印刷方式不止于珂羅版。藏書家韋力有一段話，也提到了這個問題，他說：“有正書局還用這種木刻、玻璃版及人工著色相結(jié)合的辦法，印了一些古名畫。1925年出版的《中國名畫集》內(nèi)第二十六集，其中就有一幅木刻、玻璃版、人工著色相結(jié)合的作品《新年接喜圖》，其他還有《放牧圖》等。在當時看來，這既是先進的刻版畫，也可作為藝術品給讀者以欣賞。在版畫發(fā)展過程中，出現(xiàn)這樣的作品，可謂別具一格。”有正書局印刷所的確有過木刻彩印技師。鄭名川提到過一位杭文連先生，是江蘇丹陽人，早年在“上海中華書局印刷所木版課當學徒，師從劉秀春，學習水印。”“在中華書局木版課學徒三年出師后，杭文連輾轉(zhuǎn)在常州新群書局、上海大豐祥紙?zhí)枴⑸虾＞畔继霉{扇號等處從事水印工作。因其水印技藝出眾，1933年6月應邀受聘于有正書局木刻彩印部。”“1937年因日軍侵略上海，加之有正書局老板狄平子年邁多病，不得已，撤銷木刻彩印部。”《中國名畫集》中那些木刻、玻璃版、人工著色相結(jié)合的畫幅，一定有類似杭文連這樣的木刻彩印技師參與印制。
3.《中國名畫集》的傳播和接受
《中國名畫集》是如何傳播，又進而為公眾所知的？最重要的傳播方式應該是報刊廣告。20世紀上半葉，廣告已經(jīng)非常盛行了。狄平子自辦有影響較大的《時報》和多種雜志，做起廣告來，不止方便，而且代價小。不過，我見過最早的《中國名畫集》的廣告，是1908年9月9日刊于《申報》的。可見狄平子思路開闊，投放廣告并不局限于自辦的報刊。
從《申報》刊載的《中國名畫第一集廣告》，不難看出有正書局的傳播策略。“凡唐、宋、元、明、本朝諸名畫，必經(jīng)美術研究會同人認可者，乃行裒入。第一集本擬八月出版，嗣以珂羅版，制版非易，印刷尤遲，現(xiàn)擬改為九月中出版。茲將已印成者，先為發(fā)行。每張收回工本洋一角，其名如下：王叔明青卞隱居圖幅、元陸天游丹臺春曉圖、惲南田山水畫冊、董香光山水畫冊、王石谷山水幅、文徵明山水幅、戴醇士山水幅、墨仲圭竹幅。本集特色列下：特色一，書畫真?zhèn)危p鑒家自有定論。收買偽畫，謂之自欺可也。以偽畫付印，是不但欺人，且誤人矣，烏乎可！本集決不印偽畫以誤人。特色二，書畫以精品為佳，至如應酬聊草之作，畫雖真，亦不付印。特色三，珂羅版印刷，系用人力手印，每日僅能印一、二百張。非若機器印者，每日可數(shù)千紙也。是以墨色精工，可與真跡無絲毫之異。較之銅鋼版，亦有天淵之判。”在《廣告》中，有正書局強調(diào)了珂羅版不僅制版印刷不易、印量有限，而且“墨色精工，可與真跡無絲毫之異”。先行發(fā)售的樣本，如《青卞隱居圖》《丹臺春曉圖》等，都是中國繪畫史上的赫赫名跡。
至于讀者，獲取《中國名畫集》，無外乎四種方式。
其一是根據(jù)報刊上的廣告去發(fā)售書店預約。重要的新書發(fā)售之前，出版機構(gòu)都會先發(fā)售或發(fā)送預約樣本。預約樣本不同于樣書。樣書是書籍出版前校對文字圖版用的印前書，是一本完整的書；樣本是從已經(jīng)出版或?qū)⒁霭娴臅谐橛∫豁摶驍?shù)頁，以便征訂。前揭《青卞隱居圖》《丹臺春曉圖》等，都屬于樣本。
其二是去書店直接購買。魯迅就經(jīng)常去有正書局北京分局買書。
其三是郵購。很多出版機構(gòu)都會定期發(fā)送營業(yè)書目，并在報紙上刊發(fā)新書出版信息和優(yōu)惠打折的書目。一些身處邊遠地區(qū)的讀者，可以根據(jù)這些信息，直接匯款郵購。遠在湘西做軍隊文書的沈從文在閱讀報紙的時候，最喜歡看有正書局的廣告。在短短五個月的時間里，他竟然通過郵購買了17元的有正版字帖，盡管他當時的工資每月只有4元。
其四是出版機構(gòu)的饋贈。有些重要的讀者，每每會收到贈書。徐乃昌就經(jīng)常在日記里提到狄平子以新印書寄贈。康有為也收到過狄平子的贈書，他專門為此寫了一首歌行體的長詩《門人狄楚卿以所印帖數(shù)十本遠贈卻寄》，盛贊狄氏印書是“美人重生花再發(fā)”。西泠印社2017年秋拍古籍善本專場，就有狄平子題贈外國友人派爾托的一套兩卷本《中國名畫集》。
為了強化《中國名畫集》的權威，狄平子還請張謇、羅振玉等名家作序推介。張謇的序作于1909年，后來系于《中國名畫集》卷首，影響較大，錄于茲：“平等閣主人搜集古今名畫，用玻璃板印，數(shù)月以來，續(xù)成四集。其意將以美術為實業(yè)、教育之新鮮空氣，用意良遠。往年，余游日本歸，嘗謂日本風俗學泰西較中國為近，其原因有二：一尚美，二好潔。自公卿大夫至士庶人大都如此，非夫中國必富貴而賢達乃有此習也。政教不化為風俗，不得為大成，及其成，則又不復見政教措施之跡，然則知治固不易言。斯集之流傳，要不可謂無關于世道矣。”羅振玉的序是請王國維代筆的，作于1908年彩印宣傳畫冊，原題為《古代名家畫冊敘》。后來不知什么原因，被棄之不用。
《中國名畫集》不斷再版，在國內(nèi)銷量較大。
很多中國畫家都是通過《中國名畫集》了解和學習中國畫的。據(jù)陸儼少回憶：“學校的圖書館里，有一部有正書局出版的《中國名畫集》，只供在館內(nèi)翻閱，不能出借。我就帶了筆硯，在圖書館內(nèi)臨摹，從而知道中國畫傳統(tǒng)的源流派別及其筆墨運用。這些畫是無法得見真跡的，但這種用珂羅版縮小印刷的畫片，雖然有些模糊，但終究可以見到一些精神面貌。所以我說近幾十年山水畫水平回升，勝過前一個時期，珂羅版的問世，是有功勞的。當然有的人臨摹珂羅版，不得其法，搞得奄奄無生氣，所謂珂版(諧音科班)出身者，自當別論。這部《中國名畫集》選得比較精，偽品不多，使我知道那些流派、名家的面目，比之只看文字記載，摸不到頭腦有用得多。這部《中國名畫集》有三十多冊，價值幾十元，我買不起，時常到圖書館去借閱借臨。我之所以能夠?qū)χ袊媯鹘y(tǒng)認識有粗粗的輪廓，這部書是有啟蒙作用的。” 1940年11月12日，豐子愷給劉模良寫信，向他“介紹關于國畫的書及畫本”時，也說：“有正書局有許多古人畫集刊行。不能看到真本，印本看看也好。”
徐志摩也買過《中國名畫集》，在給伯父徐蓉初的信中，他說“北海三希堂約須四十余元可以拓全，伯父如要可來信通知，有正局影印者亦精，侄兒以六五折購得一部計十元，與原拓絲毫不差，亦尚值得，又珂羅版中國名畫及名繪外集，并精美可喜，已買多種，惜定價過昂耳。”伍蠡甫也是《中國名畫集》的受益者彩印宣傳畫冊，據(jù)說他“先是學西洋畫，后漸漸愛上了國畫，于是瘋狂地買書，像鄧秋枚主編的《神州國光集》、狄平子主編的《中國名畫集》等許多單本畫冊，幾乎搜羅殆盡。”
《中國名畫集》還遠銷海外。
日本漢學家吉川幸次郎就經(jīng)常購買有正書局的畫冊，應該也有《中國名畫集》。在《購書懷舊絕句》中，他說：“我通過訂購、郵寄的方式，從上海的書店買中國書，最早開始于大正末年，在京都第三高等學校讀書的時期，這方法是青木正兒先生交給我的。……其他書店的出版物，如商務印刷館的書籍、其他的活字鉛印本、掃葉山房、文明書局等的石印本、有正書局的畫冊等，我也訂購，他們都如約及時地給我寄來。從訂購到收到的時間，約兩個星期。”在日本的舊書店里，也可以買到《中國名畫集》，在1946年寫作的《丟不掉的珍寶》里，冰心說：“文藻從外面笑嘻嘻的回來，脅下夾著一大厚冊的《中國名畫集》。是他剛從舊書鋪里買的，花了六百日圓！”
蔡元培曾以《中國名畫集》贈予德國某中學。他當時正在這所學校考察，“適攜有有正書局所印之《歷代名畫集》（即《中國名畫集》）數(shù)十紙，因出示教員，并即持贈于其學校之書庫。而此教員乃尚欲自購一份，并欲兼購其他各集。”另據(jù)林語堂說，甚至連德國的學校也“購買有正書局翻印古畫為學生圖畫藍本者。”“有正書局翻印古畫”應該也包括《中國名畫集》的。
石守謙在《原跡、復本與畫史研究：中國畫史研究的回顧》中特別論及《中國名畫集》的重要作用，他說：“上海的有正書局也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除了印行許多單件作品的畫冊，在1909年還有《中國名畫集》出版。這些出版物的印刷水平雖然距理想還遠，而且免不了受到藏家宣傳自身藏品的‘ 污染 ’，但是與傳統(tǒng)摹本有限的準確度和流通性比較之下，已經(jīng)進步許多，提供了研究者前所未有的方便。”
在給《中國名畫集》作的序中，王國維說：“近世畫師，罕窺真跡，見華亭而求北苑，執(zhí)婁水以覓大癡，既摹仿之不知，于創(chuàng)作乎何有？今則摹從手跡，集自名家，裨我后生，貽之高矩。”誠哉斯言！《中國名畫集》擴大了藝術珍品的受眾，一定程度上縮小了精英和大眾在視覺經(jīng)驗上的差異。在近現(xiàn)代藝術史上真真是孕育名家，施惠無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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