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投稿 作者：佚名 來源：網絡整理 發布時間：2023-02-27
在北京虎坊橋韻竹園的家里，文物出版社老編輯、著名古籍碑帖專家孟憲鈞先生坐擁海量收藏。雖然已經離開了工作崗位，他卻并不閑著，還是堅持每晚的夜讀、校碑、臨帖，準備在各地的講座。近日，記者專訪了孟憲鈞先生，談起新中國碑帖出版物，孟先生如數家珍。
早在上世紀60年代讀中學時，孟憲鈞就常去琉璃廠尋覓石印技術影印的碑帖。70年代參加工作后，略有收入，更是癡迷于此。80年代，他結識啟功先生。啟功先生不但講解、指授，還給題跋題簽。他曾對孟憲鈞說：“您買帖，我給您當參謀。”哪個帖底本好，哪個帖底本劣，哪個合適，啟功先生都有著獨到的判斷。記得有一次，啟功先生一口氣題了13個簽，孟憲鈞現藏啟功先生題跋的碑帖有五六種之多，題簽的更是多不勝數。對啟功先生見過的帖，孟憲鈞都像電腦一樣，精確無誤地儲存在腦海里。幾十年下來，孟憲鈞不但有了驚人的收藏，而且還成為全國聞名的古籍碑帖專家。“建國前的碑帖出版物我收藏的也不少，這也可以作為一個專題以后再談。”對于建國后的碑帖出版物，孟憲鈞認為“大致可以劃分為兩個時期，一是建國初期，或者說1966年以前，一個是改革開放以來，有的領域稱之為‘新時期’”。
先說建國初期，那時出版社不多，碑帖出版也不多。孟憲鈞隨手拿起了一冊陜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皇甫誕碑》書畫冊印刷，底本不刻意選擇，“用的頂多就是清末拓本”，用普通新聞紙印刷，“定價才三毛錢”。中學時，學校里曾讓學生們用它臨帖，孟憲鈞將其一直珍藏至今。后來，人民美術出版社也印刷出版過一些小碑帖，如明拓《曹全碑》等，這些普及本成為當時碑帖出版的主流。
文物社的線裝碑帖，開始就很貴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文物出版社憑借得天獨厚的文博系統資源，出版了一批高質量的大碑帖。孟憲鈞說道：“我這里所說的碑帖不光是嚴格概念上的碑刻和法帖，還包括歷代法書，是個廣義的概念。”《故宮博物院藏歷代法書選集》《上海博物館藏歷代法書選集》和《遼寧省博物館藏法書選集》，基本把全國有影響的法帖都搜羅殆盡了。另外，文物出版社還曾出版過一些重要的碑刻，比如故宮藏明拓本《曹全碑》、明拓本《史晨碑》、當時認為是宋拓現在看來是明拓的《天發神讖碑》、國圖藏本《神策軍碑》、上博藏本《梁蕭敷及王氏墓志銘》，另外還有《南京出土六朝墓志》、《宋拓智永千字文》、明拓《龍藏寺》、宋拓《九成宮》、宋拓《多寶塔》、宋拓《玄秘塔》等，這些文物社以珂羅版精印出版的的高端線裝本，現在市場上已經難覓蹤影，只能在拍賣場上偶爾遇到。說到它們的價格，孟憲鈞說，當時的價格也是普通工薪階層難以望其項背的。這些碑帖出版物不但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收藏價值也不可小覷。
令孟憲鈞記憶猶新的《鄧石如法書選集》，為1964年印刷出版，當時定價就高達45元，抵得上普通工薪階層一個月的工資。“這個價格當時就能買部明版書了，但現在一部明版書大約值十幾萬甚至幾十萬。”顯然，當年出版的這些碑帖遠沒有明版古籍升值快。但據記者了解，當時印量只有400冊的《鄧石如法書選集》，如今在市場上已難尋覓。記者在孔網看到，一冊不到7品的該書，售價已達3800元。
上海書畫出版社在建國初期也曾經出版過幾種優質的碑帖，也是宣紙線裝、珂羅版印刷，如明拓故宮藏《嵩高靈廟碑》《宋拓華山碑》和蘇州博物館藏《麓山寺碑》等五種，這五種碑帖出版物當時的價格也不菲，80年代孟憲鈞買入的時候，每種就高達四五十元。在孟憲鈞看來，這個時期是新中國成立后的碑帖出版高峰。“尋摸這么長時間，也沒找全，市場上根本沒有。比如文物社出版的《玉版十三行》《宋拓懷仁集王書圣教序》等幾種我就沒有。”孟憲鈞說，自己現藏的，更多的是80年代以后在市場上一點點淘換回來的。
此后，文物出版社還出版了一些騎馬釘裝訂的小開本普及本，俗稱“小叢帖”。有的底本使用的是博物館收藏的拓本，有些使用的則是建國前的出版物，經過割裱、裝幀重新出版，“對書法愛好者有一定的幫助，但收藏價值比較低”。
改革開放后，碑帖出版正常了
“文革”時期，碑帖的出版相當謹慎。“文物出版社的碑帖，雖然學術價值、藝術價值較高，但也有遺憾。當時出版時，不印碑帖題跋，害怕被定為‘封資修’，導致信息缺失。前言一般也會說，傳統藝術應該發揚，但碑帖內容需要加以批判，等等。”孟憲鈞說。
改革開放以后，百廢待興，出版業也逐漸蓬勃發展起來，碑帖終于可以避開“封資修”的政治圍堵，光明正大地走上出版之路了。“喜歡碑帖的讀者，很容易就能獲得了”，經歷過文化饑餓的感受，后來的讀者是無法體會的。
碑帖出版放開了，印刷質量總體都有進步，各地的美術社和古籍社們也都開始在碑帖出版上下功夫。但出版量和質量卻并不是等量齊觀的，用孟憲鈞的話來說，“能達到收藏欣賞水平的并不多”。
進入新千年后，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翰墨瑰寶》三輯，乃復制上海圖書館的館藏，得到了孟憲鈞的高度認可：“底本選得好，印刷精美。”而同樣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四歐寶笈》書畫冊印刷，更堪稱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品、經典作品。這本書孟憲鈞還沒有購買，稱“價格太高了，但是準備買”。
最近，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幾種碑帖引起了孟憲鈞的注意。“是載道文化公司和作家出版社合作的，選擇的底本都是最好的，很多是來自國家博物館、國家圖書館以及故宮博物院的底本。仿真，一般人買不起，一本大概都得1000元左右”。而故宮出版社出版的《故宮藏品碑帖》，則被評價為“帶函套，也還可以”。聽得出來，進步的空間定還不少。
還有不少出版社在出版，吉林文史、重慶出版社、河南美術等，孟憲鈞說：“一句話，良莠不齊。比如我比較推崇的有吉林文史出版的一套《石門銘》，是明拓本，以前在故宮藏過，落實政策后退還給本人。拓本上有張伯英和邵銳題的跋。這個本子特別好，所以想方設法找了一本來，對研究有用。”另外，比較受孟憲鈞推崇的有上海博物館藏的《曹全碑》，“因”字不損，也是吉林文史出版，“不知道是怎么得到版權，先給印出來了，后來河南美術也印過”。2007年，孟憲鈞參與珍貴古籍評審時，第一次見到這個“‘因’字不損本”。“不斷有新的本子補充進來，讓人耳目一新。” 孟憲鈞推崇的還有最近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大紅袍”——《中國碑帖名品叢書》（100種），“底本選擇好，印刷也不錯，并附釋文、注釋、評語，是普及本里值得稱道的。臨摹、校碑、研究都有用，上海博物館、朵云軒等多家單位的藏品，也包含了部分個人藏品，其中就有寒齋所藏的《龍門四品》。”孟憲鈞介紹。
大出版社撐起門面
這些年，主要還是大出版社撐起了碑帖出版的天下：上海書畫、上海古籍、文物、人美、故宮社，人民美術出版的普及本較多。孟憲鈞說：“比‘文革’時期出版的多了去了，但是線裝的出版相對弱了。”
碑帖出版，孟憲鈞還是推崇現代印刷技術的產品——仿真水平高，能最大程度將原貌反映出來。他說：“‘文革’前的珂羅版未能繼續下去，而如中華再造善本采用的石印技術，線條太粗，仿真程度不高。沒有珂羅版線條那么細，層次那么豐富。”同樣，碑帖印刷的手工紙印刷、線裝裝幀很難有達到高端水平者。
去年以來，文物出版社恢復珂羅版印刷，“印了點古籍，比再造善本好。畢竟是珂羅版，要比石印技術好很多”。文物社恢復珂羅版技術后，孟憲鈞的幾個底本也被借去復制。但是，后來的珂羅版印刷，孟憲鈞并不抱很高的期待：“恐怕打不了十分，大約能做到七八分。”
談起地方美術社的碑帖出版，孟憲鈞覺得是“深一腳淺一腳”。在他看來，有些社做得東西不錯，但是大多數“不懂行”，懂書的人越來越少，懂碑帖的人更少。從編選者到督印者，大部分都不知道 這東西是好是壞，是早是晚，“沒辦法去要求他們”。
據孟憲鈞觀察，出版社分不清哪是原刻哪是翻刻的情況層出不窮。例如某出版社一套碑帖，《磚塔銘》等重要碑帖都是翻刻的。又如某出版社出版的《玉版十三行》，三個本都是翻刻。“這其實是一個難度較高的工作，好多編選者分不清。”
以孟憲鈞的經驗，大的專業出版社，比較認真，學術水平也較高。“尤其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畫出版社等，鑒定水平都相對較高，所以他們編選的，質量一般都比較不錯。”
關于館藏碑帖，“名品出得差不多了，但也有新東西出現。”2014年，孟憲鈞在青島就見到了《泰山刻石二十九字本》，明拓本、多位名家題跋，“從來沒有出版過，專家們都不知道，當時就被定為一級古籍”。
另外，各個地方的“列善”本子還有不少。2013年，孟憲鈞還曾去吉林省博物館等單位講學并看碑帖，“確實有不少好東西，從來不知道。”當年，吉林省曾派專人到京津等地收購碑帖，收到了不少好東西，“但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是好還是不好，塵封許久”。而各大拍賣行不斷涌現出來的好的拓本，也是出版的好選題。“去年嘉德秋拍有個碑帖專場，其中就出現不少精彩的，宋拓《九成宮》賣700多萬，明拓《孔宙碑》賣195萬，明拓《玉版十三行》125萬，明拓《張猛龍碑》105萬，初拓《董美人墓志》115萬，都是頂級的好東西。”孟憲鈞說。
以上內容來源于用戶投稿，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如有侵權，聯系我們進行刪除！
